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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丽新等:我国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2016-09-29 22:51:18 编辑:本站编辑

[摘要]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凸显,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机制难以应对,越来越多的乡镇和村庄开始尝试构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中国农村正处于由威权治理向民主协商治理转变过程中,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局面。业已出现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正面效应,推进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提升了决策的合法化水平,有效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农民的政治水平。为此,要坚定发展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信念,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推进民主协商治理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民间组织,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政治能力,大胆创新各具特色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形式。

[关键词]民主协商;治理;机制


近年来,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倡导民众就民众利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的新理念,无论是在学术还是政治领域,都引起了重视。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发育水平和实际运行状况,课题组走进30个村庄进行专题调研,从中选取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进而客观评价我国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探讨完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现实路径。

一、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基本内涵

科学把握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内涵,首先要分析治理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中性概念,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或社会团体,采取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管理的对象是治理主体的共同事务。从政治学角度分析,“治理”概念比“管理”概念包容性更强,无论在主体、方式和对象上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当代治理重在主体的多元化、权力的正当性和民众利益实现的考察。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等差异,不同国家、不同组织、不同领域采用的治理方式各不相同,民主协商是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民主协商是广义的协商民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相对于狭义的协商民主,广义的协商民主所要达成的共识可以是达成理性的协议,然而赞成协议的理由各不相同,而且共识也可以以充分协商后的投票和选举来代替。民主协商不仅不排斥竞争性选举机制和多数决定机制,而且把协商、选举、代表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民主协商治理主体的形成离不开选举民主,民主协商共识的达成需要代表偏好的聚合。当然,民主协商与选举民主、代表制民主的侧重点不同:选举民主侧重投票平等和通过投票直接表达意志;代表制民主聚焦在代表偏好的聚合机制上;民主协商要求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偏好要理性思考,而且可以通过公共协商而改变,协商主体范围可以根据议题设定。因此,民主协商治理是在选举民主、代表制民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能体现民主本质的治理方式,是对选举民主、代表制民主和狭义协商民主的超越和完善。民主协商蕴涵的治理理念是任何公共政策都要通过公民的公共协商产生;确立的治理主体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机构、私人或社会团体;采用的治理手段不应局限于投票,而且应该包括公开的讨论、对话;追求的治理效果是实现公共利益。

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治理实际上由三个层面构成,即价值、制度与机制。价值决定着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制度决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机制决定治理的运行方式与手段。在治理过程中三个层面相互影响,缺一不可。治理机制是治理的具体体现,是治理过程中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治理机制的选择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着价值和制度的实现程度。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要以具体的运行方式相互连接;治理主体功能各异,各种功能要以具体的运行方式加以协调;治理的具体手段多种多样,要通过一定的运行方式进行整合。所以,治理机制就是以一定的方式把各个治理主体、各种治理功能和具体的治理手段联系起来,实现治理的价值目标。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主要通过讨论、对话的方式协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排斥通过投票形成共识和通过代表表达偏好,使各个治理主体发挥作用,制定决策,实现公共利益。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就是农村各个治理主体之间要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协调关系,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农村共同利益。

二、当前我国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发育状况分析

实事求是地评估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发育水平,是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文化历史风貌各异的30个村庄,由该村的大学生利用2013年寒假通过现场观察和访谈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对相关资料进行比照,从中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剖析,说明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和农村治理成效的实际情形,重点探讨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对农村治理成效影响的内在机理。

1.山东省平度市A村。A村位于城市西郊,交通非常便利。全村约400户,人口1700多人,耕地面积2000亩左右,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花生。2013年集体经济收入为1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8000元。由于该村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城镇化水平很高,曾多次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先进党支部及文明农村。然而,据村民反映,2011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时,现任村委会主任贿赂选民并成功当选,上任后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实际掌控了该村的发展方向,村支书权力有限。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的形式仍然存在,但作用甚微,农民也没有建立任何民间组织,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主要由村委会决定。以土地转让为例,村委会效仿一些城中村的做法,希望出让本村土地,便以种种利益引诱村民代表同意这一决定,很多村民敢怒不敢言。据村民反映:“村里老是卖地,等地卖完,村里以后怎么办?村里的人各顾各的,想反对村委会的决定,难啊!”可见,该村依然显出威权治理阶段的特征,在被调查的30个村庄中,大部分村庄都是如此。

2.山西省沁水县B村。B村位于县城东南百里,是历史文化名村。村南有煤矿和火车站,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全村232户,770口人,耕种着580亩土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耕种和外出务工,2013年村民人均纯收入为7000元左右,处于城镇化过程中。让生活在这里20多年的大学生调查员感到惊讶的是,平时非常亲切的乡里乡亲一听到调查的话题涉及“民主”、“权力”等词汇,都退避三舍,甚至说:“姑娘,这跟我们没关系,你也别为难我们!”历经周折,访谈调查从村民代表会议开始。该村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组推选产生,村民代表占村民代表会议成员的68.75%,文化程度均在初中以上。2013年,村委会主任召集了两次村民代表会议,就土地开发和村里卫生问题进行商议和讨论,达成了基本共识,通过举手作出决策。然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权力是形式化的和不完整的,该村村支部书记年近70岁,村委会主任权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村民代表的意见,甚至不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就实施某项决策。例如,在没有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情况下,村委会主任就组织人员修路,并企图提高天然气使用价格。该村农民没有成立民间组织,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纪检监督小组,制定了村民询问和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及两委干部制度,但作用不大。总之,该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已经开始孕育,在被调查的30个村庄中,少数村庄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发育程度与B村类似。

3.广东省化州市C村。C村位于市区北6.5公里,西面临江。耕地200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甘蔗、黄麻等,主要由村中的老年人耕作,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交通非常便利,城镇化水平不高。该村由27个自然村组成,村型较大,村情复杂。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村民意愿,C村积极发挥村民小组会议和村民小组代表会议的作用,尊重各村民小组就本村组事务作出的决定。村民小组代表会议由村民小组长负责召集,每年召开2-3次。村民小组代表由小组成员推选产生,参会代表就每项议程发表意见,采用举手或者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村民小组每年还要召集一次村民小组会议。2014年1月31日,大学生调查员亲身经历了一次村民小组会议。会议由全体村民小组成员自愿参加,就5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关于买卖X岭的问题。X岭是村民集体财产,村中一些人贪图眼前利益,企图以欺骗、贿赂的手段鼓动村民委员会卖掉X岭,村民小组会议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村民小组长首先发言,他说:“所有卖地致富的农村最后都会落入人贫地贫的下场。”一位村里的积极分子以自己艰难的打工经历告诉村民拥有土地的重要性。大部分村民给他们鼓掌欢呼。极少数想卖地的村民只是在私下里嘟囔几句,见没有什么希望就离开了会场。会议通过举手投票决定不出卖X岭。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和村民小组代表人选问题。首先是村内积极分子讲话,介绍村民小组长这几年的业绩,然后另一位村民小组长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并承认现任村民小组长非常称职。现任村民小组长留任。此外,会议还就土地耕作方式的变换、村务公开和乡村规划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达成共识,有的未达成协议。

(二)案例分析

综合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在一些乡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发挥一定作用。在山西省B村和广东省C村,以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初步显现出来。B村村民代表产生规范,具有一定的议事能力。在土地开发等涉及到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村民代表能够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和商议,通过举手表决形成决策。在C村,由于村型较大,与村民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在村民小组会议上,村中见多识广的积极分子积极参政,引导村组会议作出正确决策。这些做法,无疑使农村治理主体更加多元,便于形成治理合力。各治理主体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等的意见和决议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农村决策权力分散和下移,决策经过讨论和商议,更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当然,案例还反映出,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很不完善,威权治理机制依然发挥着强大作用。

第一,威权治理机制在农村治理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威权治理机制是政治权力相对集中的治理形式,很容易引发干群矛盾和贪污腐败现象,与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山东省A村村主任把农村正在萌生的以维护集体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民主协商治理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独揽大权的威权治理机制。村党支部在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利益面前丧失,村民代表也成了村委会主任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原子化的村民无力影响农村决策,农村治理权力落在村委会主任个人手中,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根本不存在。该村土地流转过程掩藏着暴利,而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缺失和村民民主意识的淡漠,给村干部捞取暴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国绝大部分村庄仍然停留在利用威权进行治理阶段。

第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非常不健全。一是农村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没有建立农民参与为主、以满足农民各方面需要为目标的民间组织,处于原子化状态,无法成为有实际影响力的治理主体。农村治理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乡镇党政组织、村两委、村民代表和农村精英手中,农村治理主体的平等互动关系没有完全建立。二是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规范性很差。普遍存在基本程序不清晰,协商内容和范围不确定的现象。三是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中的平等性得不到保证。很多村民没有参与民主协商的机会,只能通过代表表达自己的意愿;很多参与者在利益和权力的利诱和威胁下,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民主协商中的领导作用不明显。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习惯了威权治理形式,要么扼杀和控制民主协商,要么听之任之。五是农村民主协商制度化水平很低。相应的制度构建严重滞后,民主协商治理的主体、程序、责任等规范还不清晰。

第三,农村民主协商治理形式单一。在已经建立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村庄中,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然而,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议、村民质询机制、民主恳谈会、村民听证会等民主协商治理形式的作用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不同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之间的功能互补无法实现,降低了农村民主协商的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民主协商的形式越多,农民影响农村决策的机会也越多。仅采用村民代表会议一种协商机制,致使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民主协商之外,被排除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民主协商的真正目的不能实现。

第四,农民政治水平有待提高。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农民,农民的政治水平要与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相匹配。但从案例中可以发现,一些农民缺乏公共意识,只顾眼前利益,导致通过民主协商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无法实现;一些农民的分辨能力较低,在协商中的自主能力较差,很容易被少数人操纵;一些农民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缺乏,不能主动推进农村民主协商,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任由少数人决定村庄的命运;绝大多数妇女游离于农村公共事务之外,不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影响了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完善。

总之,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发育程度还很不均衡,农村大部分地区依然依靠少数人的权威进行治理;少部分地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仅具雏形,处于从威权治理向民主治理转变过程中;极少数地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运行已经步入正轨,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三、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影响农村治理成效的内在机理和表现

农村治理成效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力图扩大农村治理成效。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更多采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指标衡量农村治理成效,农村治理评价指标的简单化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民主管理等都成为评价农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农村治理面临着很多困难,农民参与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分配和福利问题、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都亟待解决。从短时期看,民主协商作为农村治理的方式,并不能使农村治理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不如权威治理见效快,但从农村的长远发展考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均衡发展,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道德和智慧水平。

(一)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能够提升农民的政治水平,促进农民的道德和智慧

“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向往的品质———道德的和智力的,或者可以说(按照边沁更完善的分类),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品质。”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村民主协商是农民不断学习的过程。第一,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和偏好获得了转化的机会。民主协商具有一种道德和教育效应,农民在表述自己的观点和回应他人意见的过程中,往往要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消除道德上的自私自利和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使各方能理解彼此的立场、拓宽彼此的心胸,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减少基于个人经验的不理性意见的表达,增强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在C村,一些主张卖地获利的农民在听取了他人的意见之后,转变了观念。第二,农村民主协商隐含着一种承诺,就是参与协商的农民要彼此尊重、相互合作,互相妥协,正是这一过程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妥协精神。在C村村民小组会议上,村民在土地、村组长人选和村务公开等问题上相互配合,有些村民基于公共利益作出了妥协。第三,农村民主协商对农民参与并影响政策的能力是一种锻炼,增加了农民的政治效应感,同时,农村民主协商过程是农民学习和掌握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过程,通过对相应议题的了解、思考和表述,对各种话题的讨论、辩论和推理,农民参与者的政治认知水平、表达能力、辩论能力、推理能力等都会有显著的提高。即使协商没有成功,协商过程的农民教育意义也依然存在。在调查中,调查员发现,民主协商因素越浓厚,村民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质越高。我们相信,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在提升农民道德和智慧方面的优势,很可能给农村带来其它方面的治理成绩,因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农民的道德和品质。

(二)农村民主协商有利于实现农村决策的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

民主协商强调充分讨论、对话和反思程序,从而不断吸收大家的智慧和意见,拓展了视野并纠正狭隘的观点,使“有限的理性”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激发了参与者正确的和良好的意见表达,更加容易接近问题的本质,这是一种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和信息较为充分的决策方式,改善了民主决策的质量。另一方面,在畅谈理由、理性表达存在的地方,可以抑制少数人利用决策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进一步辩论和对话的力量可以减少权势、财富、暴力的影响,贿赂和恐吓往往派不上用场。在农村,民主协商优化了基层民主决策程序,减少了决策失误;公共决策因融入农村民众的意见,增强了合法性,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效率;即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决策,也可以在农村民众中产生更多的理解和信任,减少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本。在B村,村民代表就土地开发和村里卫生问题进行商议和讨论,达成了共识,保证了决策的合法性和决策的执行;然而,在天然气价格问题上,村主任一意孤行,村民意见很大,气表安装工作遭到了大部分村民的抵制。

(三)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建立缓解了农村矛盾,有助于促进农村稳定

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公民表达愿望的平台,是公民发泄不满的渠道,是社会矛盾的缓冲阀。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运作过程中,农民就农村公共事务广泛发表意见,以共同利益为取向形成决议,避免了以权谋私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干群关系的改善。民主协商的开展,使农民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解他人的想法,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民主协商为农民提供了表达愿望、缓解情绪的渠道,把农民参与纳入到制度化轨道,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在C村,村民小组会议机制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促进了农民之间的关系,村庄人际关系和谐,老百姓怨气少。

当然,我们更应看到,正是由于我国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发育较晚,程度不高,农村治理出现了很多问题,形成了大量负面效应。平度市A村已经卸任的老书记说道:“如果现任村委会的领导不改变独断专行行事作风,不以村民的集体利益为重,盲目搞农村城市化,村里的发展会出大问题”。2014年发生在平度市杜家疃村的3.21纵火大案,就是由于基层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缺失,以土地为核心的集体资产被村干部自由支配,中饱私囊,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道:“勒特罗纳对国家抛弃农村、使得农村一无道路、二无工业、三无知识深表痛惜,但他丝毫未想到如果将农村事务交给农民负责,事情便会办得更好。”农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农村治理权力的下移,将为农村治理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侵犯农民利益,严重影响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农村治理机制的转型必须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一)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推进民主协商的积极性

在农村政治权力依然非常集中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干部是否真心实意支持农村民主协商治理对农村治理转型非常关键。一是因为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构建是对乡村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转变传统的领导方式,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把农村事务的决策权还给农民;否则,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要么无法建立,要么成为摆设。二是农民政治水平偏低,农村基层干部应该主动向农民灌输公共观念,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创新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过程中的态度举足轻重。在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村干部是否愿意启动民主协商程序成为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要让农村基层干部看到,伴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社会危机和风险不断积聚,治理机制的转换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上级党组织可以尝试把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创新纳入到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考核体系中,给予必要的精神奖励和职务晋升机会,从而增加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进一步发展农村民间组织

农村民间组织是农民自主成立,并以满足农民各方面需求为目的的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农村民间组织自身是民主协商的重要场域,农民可以在民间组织中采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开展活动。同时,农民也能够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到农村其他民主协商治理形式中,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够更加清晰地表达意愿,更有力地影响决策。当前,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严重滞后,总的来看,很多村庄民间组织缺失,案例中的三个村庄都没有建立农村民间组织;即使建立了组织,民间组织类型也非常单一,无法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求;很多农村民间组织运作非常不规范,组织领导人缺乏民意基础、少数人垄断管理权力、收益分配不公平等现象大量存在;有的农村民间组织仅仅是为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和套取国家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徒有虚名而无实际作用;有的农村民间组织缺乏自治性,成为某些组织和个人的工具。对此,党和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既要从资金支持、政策供给、人员培训等各个方面为农村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又要加强管理,依法规范。

(三)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农民政治水平

从协商角度看,农民的政治水平是农民发起协商、交流对话和影响协商结果的能力。无论是从政治平等而言,还是从有效参与角度,农村民主协商中的政治能力问题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最低限度的民主协商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关乎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民主协商治理合法性的标准,即使一些农民不同意协商的决策,也是如此。密尔指出:“还须记住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须由人,甚至由普通的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并须使之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

在A村,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机制都已建立,但当地农民代表和农民没有能力和勇气使之运转起来并成为民主协商的平台,致使该村民主协商成为空谈。为此,首先,要着力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因为如果某一协商者无力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具有公共说服力,他们的协商效力就会受到限制。其次,出台促进农民参与的公共政策,包括农民教育、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社会安全措施。再次,鼓励农民成立各种民间组织,通过他们建立的组织,农民就能够建立他们的社会网络并更有效地进入民主协商领域。最后,拓宽政治社会化渠道,向农民灌输公共意识,向他们的内心注入对家乡的感情,培养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

(四)从当地实际出发构建各具特色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

我国农村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很大,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构建首先要与所在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状况相适应。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构建还要注意:一是确保协商过程的有序性;二是让农民尽可能多地拥有民主参与的机会;三是每个农民都拥有提出问题、争论证据和影响决策的同等机会;四是力争使协商过程富有成效;五是承认协商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差异。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民主协商治理形式,如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村民小组或村民小组代表会议、乡村干部与村民对话会、村民民主评议会、民主恳谈会、村民民主听证等。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政治水平和农民大量流动等实际出发,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展为农村经常性的民主协商机构。当然村民会议的广泛民主性是其他形式的民主协商机制无法替代的,每年都应创造条件召开一次。村民小组会议或村民小组代表会议具有独特的优势,村民联系比较紧密、信息成本低、人数相对较少,可以成为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的补充,但要尽量避免宗族力量把持、狭隘的村组利益倾向等问题。就大部分乡村而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形式已经建立,只要引进民主协商的原则,就可以较为容易地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机制,这是一种减少制度成本的做法。同时,要大胆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构建丰富多彩地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协商与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协商互动的局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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